那是我入职第三个月的一个早晨。推开教室门，看见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，空着一张椅子。椅子倒扣在课桌上，四条腿朝着天花板，像个固执的手势。

“老师，那把椅子没人坐。”前排的女孩小声提醒我。

我点点头，开始上课。那天讲的是老舍先生的《我的母亲》。读到“母亲的手冰凉，心热气腾腾的”时，我的声音忽然有些哽。我想起自己的母亲，也想起眼前这些孩子的母亲们。我背过身去板书，粉笔字写得比平时用力。

下课铃响，孩子们鱼贯而出。我走到那张倒扣的椅子前，把它放下来，轻轻推正。阳光斜斜地照进来，椅面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。

这是我与那把椅子的初次照面。

后来我知道，它的主人休学了。一个沉默的男孩，作文写得极好，却总是低着头走路。身体出了点问题休学了。班主任说他走的那天，自己把椅子扣上去的，没让任何人帮忙。

椅子就这样空着。每次上课，我都会多看它一眼。有时候讲着讲着，会觉得那里还坐着一个人，低着头，在本子上沙沙地写着什么。

十二月讲《哦，香雪》，读到香雪用一篮子鸡蛋换回那只自动铅笔盒时，我问学生：“香雪为什么要走三十里夜路？”孩子们七嘴八舌，有人说是因为喜欢，有人说是因为好奇。角落里忽然传来一个轻轻的声音：“她想要被看见。”

我循声望去，是那个总坐在前排、很少说话的女孩。她低着头，脸有些红。那一刻我忽然想起那把空着的椅子，想起那个沉默的男孩。他们是否也渴望被看见？是否也在某个夜晚，独自走过属于自己的三十里山路？

某个午后的自习课，我推开教室门，看见那把椅子被放下来了，上面坐着个女孩，正是前排那个腼腆的孩子。她正趴在桌上写作业，阳光从窗户漫进来，落在她蓬松的马尾辫上，细细的绒毛镀着一层金边。听见动静，她站起来：“老师，我就坐一会儿，教室里太冷了，这儿有太阳。”

“你坐。”我说。

她犹豫了一下，又坐下来。继续写作业，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，轻轻的，像春天里最早的虫鸣。

我在讲台边站了一会儿，忽然明白了什么。

那把椅子从来就不是空的。它一直在那里，等着某个疲惫的孩子，等着某个需要阳光的午后。它以一种沉默的方式，承载着教室里所有的可能——那个男孩终会回来，这个女孩需要片刻的温暖，还有无数个未来的日子里，会有无数双年轻的眼睛，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，望向它，然后想起什么。

今年春天，男孩回来了。他推开教室门的时候，我正在讲戴望舒的《雨巷》。他站在门口，有些局促。我指了指那把椅子：“你的座位。”

他走过去，坐下来。阳光还是从那个窗口斜进来，落在他瘦削的肩膀上。他抬起头，第一次直视我的眼睛，笑了一下。

那节课，我们读“我希望逢着，一个丁香一样的，结着愁怨的姑娘”。读着读着，我忽然想，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着什么。孩子们在寻找方向，我在寻找做老师的样子，而那一把把椅子，等待着每一个该坐在上面的人。

一年半的时光，就这样在一把椅子、一方讲台、几十双清澈的眼睛里，缓缓流过。我教过《我的母亲》，教过《哦，香雪》，教过《雨巷》。每一篇课文都像一扇窗，我和孩子们一起趴在窗前，看世界，也看自己。

我渐渐明白，所谓师德，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，不过是在每一次回身板书时，都能感觉到身后那些专注的目光；在每一次提问时，都愿意多等几秒钟，给那个正在组织语言的孩子一点时间；在每一次看见倒扣的椅子时，都记得把它放下来，推正。

那把椅子现在有人坐了。但我总记得它空着的样子。记得它倒扣在课桌上，四条腿朝着天花板，像在等一场雨，又像在等一个归人。

其实我们都在等。等一粒种子发芽，等一棵树慢慢长大，等那些沉默的椅子，终有一天，坐满了人。